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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马提亚历史上是依附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一块沿海狭长地带，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才被划分给奥地利。1875年3月，达尔马提亚总督趁弗朗茨·约瑟夫前往意大利访问之际，邀请他回程时巡视这个地方，这将是达尔马提亚第一次迎来君主的视察，当地人虽然宁愿受克罗地亚的管辖而不想接受维也纳的直接指挥，但对来访的皇帝还是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弗朗茨·约瑟夫的这次东方之行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哈布斯堡帝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在他即位后的头25年里，弗朗茨·约瑟夫继续了梅特涅时代对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重视，受到沉重打击之后，他在生命中的最后40年里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了东方。哈布斯堡王朝根深蒂固的使命感使他认为奥匈帝国负有保护西巴尔干各族人民之责，作为一个强大的好邻邦，应保证使西巴尔干各族人民得到土耳其人的公正对待。

　　奥地利军方认为，弹丸之地的达尔马提亚在军事上毫无价值，而其腹地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如果能够被奥匈帝国的军队占有的话，倒是能保证君主国在东南欧的安全。这两个省的居民虽然仍接受土耳其的统治，但在民族组成上却属于南部斯拉夫人，接近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甚至有人称，最纯正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便是黑塞哥维那首都附近居民的方言。

　　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中间已经产生了建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地区在内的斯拉夫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他们从戴阿克和艾厄特沃什那里取得了在匈牙利王国内独立存在、成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的统一的克罗地亚国家的权利。由于斯特罗斯迈尔主教的努力，19世纪50年代以来克罗地亚文化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复兴，在他担任贾科沃这一富裕地区的主教的56年间，倡议建立了一所南部斯拉夫艺术与科学学院、一所大学和一个美术馆，通过保护诗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而推动克罗地亚学术的发展。他是南部斯拉夫人统一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希望最终能将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保加利亚人吸引过来，与克罗地亚人共同组成一个南斯拉夫联邦。主教的追随者中有一批人渴望在一个国王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体南斯拉夫人的国家，包括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等地区，以萨格勒布为首都。

　　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地亚天主教徒们的宣传表示怀疑，然而，一个在损害土耳其利益的条件下扩大而成的大塞尔维亚将包括旧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门的内哥罗，那些泛塞尔维亚扩张主义者虽然无论如何没有想过把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居住区从君主国分离出去，但却幻想至少统一萨瓦河右岸的领土。

　　同样的扩张野心也存在于奥地利。早在50年代，奥地利军方就拟订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作战计划，拉德茨基元帅也曾要求皇帝下定决心，派军占领。70年代初期，瓜分波斯尼亚的计划再次被提出来，据此，波斯尼亚西北部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区将划归奥匈帝国，其余部分则归塞尔维亚。安德拉西起初同意这个计划，因为这样除了使达尔马提亚得到一个后方以外，还在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制造了一个将会引起纠纷的导因。

　　但是权衡利弊之后，安德拉西担心占领波斯尼亚会使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更难驾驭。匈牙利塞尔维亚人的领袖人物米莱蒂奇一贯是热衷于无所不包的斯拉夫统一计划，且总是与大多数邻国争吵，他在1866年成立的一个叫作塞尔维亚青年联盟的秘密团体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另外，还必须考虑俄国人的态度，而俄国人本身就有两种论调，且都模棱两可。俄国外交部的官方政策较为节制，不赞成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青年的激进主义，却在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开设了许多领事馆和副领事馆。没有多少正经事要干的领事们声称要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徒谋福利，但其中一些人毫不掩饰他们针对奥地利人的革命狂热和敌视态度。

　　1875年，弗朗茨·约瑟夫在视察达尔马提亚时，接见了黑塞哥维那的天主教少数民族代表团，并去门的内哥罗首都采蒂涅访问尼基塔大公。从其内心而言，弗朗茨·约瑟夫还在为1859年和1866年间失去的意大利土地而感到懊恼，因此，虽然他不会再轻易发动战争，但是军方争强好斗的计划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他希望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一些引人注目且并不十分困难的成就，以挽回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损失。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端，荒凉贫瘠的山区寸草不生，只有血腥的历史传播着英雄主义的信念。在土耳其人占领此地之前，这里是天主教的某一教派的发源地，却并不为罗马教会认同。这种似乎很异端的信仰引起中世纪的匈牙利天主教徒对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双方冲突剧烈，元气大伤，造成波斯尼亚人无力抵抗随之而来的教徒。

　　地主们发现，如果自己接受教的话，还可以继续拥有其地产，保留其特权，因此他们与占领者积极合作。而农民被课以重税，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要向土耳其人服劳役，但是他们被允许保留其基督教信仰，在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领导下进行其宗教活动。黑塞哥维那农民中间同样盛行东正教信仰，同时这里还有方洛各会修士们在积极活动，他们的特权地位使天主教影响同样显著。

　　从1463年夏天苏丹军队占领这两省以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西北边防区，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其远离正处于经济鼎盛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又远离苏丹在君士坦丁堡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当地的实际管辖权握在48位波斯尼亚贵族手中。

　　1850年土耳其军队彻底打败这些波斯尼亚人以后，当地处于某种无政府状态中。两年之后，苏丹政府才试图在一个最初称为“波斯尼亚宫”，后来又改成萨拉热窝的小镇控制波斯尼亚人。萨拉热窝北由波斯纳河通往潘诺尼亚平原，南由内雷特瓦河谷通向亚得里亚，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愈来愈突出，渐有超过西巴尔干其他市镇之势。

　　除了军事和威望的考虑之外，贸易方面的利益也是弗朗茨·约瑟夫采取积极政策的原因之一。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奥地利控制着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对外贸易，之后这种优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给了英国。到了70年代，奥地利贸易界意识到有可能也有必要从北方开辟新的商路。至于这两省本身，其经济潜力非常有限，即使在波斯尼亚较为平坦的北部河谷地带，农业耕作方式也很落后，收获更是有限。山区有几个地方富有矿产，土耳其人进行了部分开采，但只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较高水平的工程技术才能使这些资源真正产生利益。

　　使弗朗茨·约瑟夫感到犹豫的是，奥匈帝国的政治领袖们，无论是德意志人还是马扎尔人，都不会乐意看到境内的斯拉夫居民增加。马扎尔人尤其不愿意增加弗朗茨·约瑟夫直接控制下的斯拉夫人的人数，因为那会使两个主导民族之间微妙的平衡发生变化。安德拉西便是这种立场，但是比起泛斯拉夫来，他倒更倾向于南斯拉夫。为了保证奥匈帝国境内的安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持现状，为此，甚至要确保摇摇欲坠的土耳其帝国继续存在。

　　只有在对达尔马提亚长达一个月的访问之后，弗朗茨·约瑟夫才下定决心谋求在合适的时机把这两个省据为己有，以弥补他在意大利的损失。萨格勒布的军队总指挥被要求处于戒备状态，一旦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摆脱了苏丹的控制就率军占领。苏丹对奥皇的访问及其在两省斯拉夫民族中激起的反应甚为不安，特地派他的波斯尼亚总督前往拜会弗朗茨·约瑟夫，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弗朗茨·约瑟夫回到维也纳不过一个月的工夫，黑塞哥维那就发生了叛乱。起因据说是一位刚刚拜会过奥皇的方洛各会修士被杀，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族居民一向苦于不平等的税收制度和窘迫的生活状况，在会见奥皇时，并不掩饰他们希望被奥匈帝国兼并之后，皇帝能够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结束行政管理系统腐败无能的状况。他们已深信能够得到泛斯拉夫主义的救星——俄国的支持，现在他们同样希望得到奥匈帝国的帮助。

　　到8月中旬，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也起而反对他们的土耳其主子。贝尔格莱德街头发生，敦促米兰大公对土耳其宣战，成百的俄国志愿军由罗马尼亚进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也在9月份发生起义，由于准备工作尚未做好，旋即被。

　　弗朗茨·约瑟夫习惯于倾听周围人的意见，事过境迁，又会在新人的簇拥下忽视前面的决定。因此，他在达尔马提亚赞同军人们对巴尔干有所行动的计划，回到维也纳又依靠一位马扎尔外交大臣的建议，念头一变再变。结果与安德拉西取得一致，认为帮助巴尔干的叛乱者会引起与德意志、俄国的紧张关系，安德拉西因此颇有成效地遏制住军方，却开始了寻求一项能够被列强、苏丹和反叛分子接受的外交方案的缓慢过程。

　　外交官们的建议提出了一项又一项，然后又毫无例外地被对方拒绝，保加利亚流亡者于是决定在次年春天举行大起义，他们派遣工作人员潜往多瑙河畔的农村，煽动农民的不满情绪。但是，起义爆发时，土耳其人已经有所准备，由于保加利亚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较巴尔干为近，名为巴希-巴佐克的土耳其非正规军经过6个星期的流血战斗就将斯拉夫人的起义下去了，约有1.2万名至1.5万名男女及儿童死难。

　　报纸这次大显神通。西方记者深入保加利亚内地，报道见闻。英国的《每日新闻》、美国的《》详细登载了土耳其军队杀人放火、妇女的全部过程，激起了西方人的愤慨，从而改变了这次危机的性质。格莱斯顿的著名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与东方问题》秋天出版时，第一个星期就散发了四万多册，而同时推出的俄文本也卖出去了一万多册。人们评论此事时，会惊叹保加利亚人如何会赢得那样多的舆论同情，其他受压迫民族难以望其项背。

　　西方人沉醉于19世纪的进步、文明之时，发现在欧洲的这么一个角落里，竟然还会有如此“野蛮”的行径，显得非常震惊。实际上，其中的玄机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这种轰动主要是媒体大加渲染的结果。其实，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报道大量涌现之前，土耳其发生了宫廷政变，臭名昭著的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被废，土耳其自由派人士已经在要求制定宪法，实行彻底的改革，但是，人们的天性总是喜欢猎奇以满足好奇心，这样的血腥事件既能满足心地单纯者宣泄其同情心，又能够使喜欢追究细节的人反复勘比琢磨，深谙此道的媒体自然不会放过扩大影响的机会。

　　另一方面，近代科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革，到19世纪末，白人的脚步将踏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见证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之后，“白人至上论”风靡一时，基督教文明向所谓的“化外之地”大规模传播，但是，反而就在欧洲的东南角发生了教徒对基督徒的大肆屠杀，这就分外引起沐浴在“文明”的和风细雨中的欧洲人对“野蛮”“落后”的东方人的强烈反对。

　　紧接着，塞尔维亚的米兰大公在其首相和俄国总领事的怂恿下，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群情汹涌的者已经危及王室的活动的威胁下，与门的内哥罗一起，于1876年7月的第一天向土耳其帝国宣战。

　　德国、俄国与奥匈帝国进行了密切的磋商，弗朗茨·约瑟夫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短暂的会面。磋商主要由安德拉西与戈尔恰科夫进行，达成的也只是口头协定，事后双方的说法也有很大出入。

　　安德拉西认为，无论沙皇还是其首相都无意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按照他的理解，如果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迫使土耳其人战败求和，巴尔干地区将划分为奥匈帝国和俄国的两个势力范围，俄国控制南比萨拉比亚，奥匈帝国则得到波斯尼亚。安德拉西扬扬得意地认为，通过精心安排的外交活动，自己已经成功地排除了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大斯拉夫国家的可能性。

　　不过，他们低估了土耳其军队的作战能力。经过长期的改革尝试，土耳其军队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刮目相看，其陆军“就士兵而言，是最好的”，装备的质量也很不错，海军则在退役的英国少将掌管之下，拥有优秀的水兵和21艘铁甲舰，在欧洲海军强国中名列第三。因此，当土耳其将领从政治斗争中抽身而出时，就发动了一连串的反攻，连战连捷。而塞尔维亚方面，俄国与塞尔维亚军官一开始就没有悉心合作，俄国将军一心将自己扮成塞尔维亚的加里波第，却全无战略战术，结果土耳其人连战连胜。9月中旬，塞尔维亚人被迫求和，并向欧洲强国求助，以免遭灭顶之灾。

　　沙皇对塞尔维亚人大为不满，驻君士坦丁堡的俄国大使伊格纳季耶夫主张帮助保加利亚反对土耳其，这个国家横跨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及达达尼尔海峡的陆上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1月，沙皇在莫斯科发表公开演讲，声称要“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决心独立行动……愿上帝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

　　列强之间的外交磋商持续数月。1877年达成的所谓《布达佩斯协定》确保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随意行事，作为交换，它将在未来的俄土战争中保持友好的中立；保加利亚将成为独立国家，但却正式保证“绝不成立一个斯拉夫族或其他民族的巨大的实体国家”。

　　俾斯麦的德意志力图避免与两个主要的盟友发生冲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英国政府一方面缩小关于土耳其军队暴行的报道，另一方面敦促土耳其人实行国内改革，以平息沸腾的民心。

　　继任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却拒绝向国外压力低头，否认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大使会议有权干涉土耳其内政。1877年4月，他最后拒绝英、俄两国关于对土耳其改革进行国际监督的安排。这使沙皇最终决定听从伊格纳季耶夫等泛斯拉夫主义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计划，发动一场“不可避免”的俄土战争。4月27日，沙皇要求他的军队“为了东正教与斯拉夫世界”向南进军。

　　战争主要在保加利亚进行，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则在西面再次投入作战，罗马尼亚派出一支3万人的远征军与俄国军队合作。12月，俄军攻克普列夫纳，向着索菲亚和普罗夫迪夫进军。

　　一旦俄国在战场上获得主动，弗朗茨·约瑟夫就发现俄国人的口气发生了变化。沙皇说，塞尔维亚人重返战场，应当在北波斯尼亚获得某些领土补偿，而且将有一支俄国军队驻扎在保加利亚至少两年以上，以维护其秩序。次年1月，俄国骑兵攻进阿德里安堡，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通路已经打开，土耳其人只能签订停火协定。

　　维也纳气氛萧瑟，弗朗茨·约瑟夫要求按照《布达佩斯协定》的基本原则和内容解决巴尔干问题，但沙皇不予理睬。安德拉西认为军队的某种象征性举动会有利于君主国的威望，但阿尔贝特大公不赞同这种反俄的举动。

　　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宣战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因为帝国糟糕的财政状况意味着任何长期的战争都会导致政府破产，即便短期的军事活动也需要支付额外的款项。再想想俄国那绵延不绝的边境线吧，试图通过一两次大规模作战就征服它是不可能的，伟大的拿破仑犀利的攻势对于广袤无边的俄国来说，都犹如铁拳击入棉花团，毫无威慑力可言。法国与拿破仑尚且如此，奥匈帝国与弗朗茨·约瑟夫又能怎样？唯有经过细致入微的外交活动才能有所收获。

　　有关俄国人正打算攻占君士坦丁堡的报道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应，大英帝国派遣一支舰队开入马尔马拉海。俄国并不示弱，也派遣一支部队前往马尔马拉海沿岸距君士坦丁堡仅8英里的圣斯特法诺，英俄之间的战争看上去不可避免。

　　上个十年中，帕麦尊时代的英国外交政策可谓是“威胁从不兑现，诺言从不履行”的某种冷眼旁观，但现在它的全球利益和欧洲势力均衡面临得意扬扬的俄国人的威胁，它不能将达达尼尔海峡拱手让给俄国人。伦敦的舆论像这里的天气一样反复无常，很快忘记了两年前“土耳其屠夫”的暴行，转而尝试战争边缘政策，一时之间，气氛之紧张达到顶点。

　　由于太多国家的政府想要在巴尔干分得一杯羹，因此无论作战还是求和都不能轻易解决这一问题。1878年3月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土耳其被迫做出意义重大的让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获得完全独立，并且还得到一些额外的领土，并且不顾《布达佩斯协定》，要建立一个领土大致横跨巴尔干半岛的“大保加利亚”，不仅包括发生过民族起义的地方，还包括了整个色雷斯西部及马其顿，特别是向西远远延伸达到了阿尔巴尼亚山麓的丘陵地带。

　　各条款完全代表了俄国领事伊格纳季耶夫的意旨，甚至没有同俄国外交部就细节问题进行磋商，是伊格纳季耶夫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一次纸面上的胜利，它故意忽略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野心和英国对爱琴海沿岸地区力量变化的敏感性。

　　因此，无论是维也纳还是伦敦都无法接受《圣斯特法诺条约》，沙皇驻伦敦的大使舒瓦洛夫伯爵讨厌四处惹是生非的泛斯拉夫主义，主张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甚至在圣彼得堡，较伊格纳季耶夫温和的俄国大臣们也感到这一扬扬得意的“成就”中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但是准备以此为讨价还价的基础，以便在其后的柏林会议上达到一个较为实际的解决方案。

　　6月底召开的长达30天的柏林会议是欧洲外交界的一次盛会，虽然其结果更多地符合大国的利益而非小国的需求和愿望，但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面地、和平地解决欧洲问题的最后一次。

　　在俄英之间发生危机之时，德国为了要在欧洲大陆保持领导地位，再也不能无视巴尔干问题了。俾斯麦把巴尔干地区的居民说成是“偷羊人”，认为不值得为这一地区的人而牺牲士兵的生命，但是各国在巴尔干的争夺不是出于物质利益，而是声望和战略地位。同样，俾斯麦虽然不打算通过一次欧洲会议在他们的“三个朋友”中做出明确的抉择，但为了德国的威望，应当调解和平，“扮演一个真正把生意做成功的诚实的掮客”。正如上一次维也纳会议是梅特涅的奥地利帝国的一次光辉成就一样，柏林会议也是俾斯麦的德意志成为欧洲政治重心的标志。特别是由于81岁高龄的威廉一世在菩提树下大街遇刺，从6月到12月的半年时间里，俾斯麦大权独揽，对柏林会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初看来，柏林会议有可能成为老政治明星的一次大会聚。迪斯累里已是弱不禁风的70岁老人，身患顽疾，20多年来从未离开过英国，戈尔恰科夫则已是离不开轮椅的八旬老人。俾斯麦估计将分别由索尔兹伯里和舒瓦洛夫率领英、俄两国代表团，因此，当他发现迪斯累里已经到达柏林时颇觉意外。而同样的消息促使戈尔恰科夫也前来柏林，因为他“不愿像光一样熄灭，要像星星那样没落”。但是这一时期柏林的星星已经够多的了，俾斯麦担心这次会议可能会变成个人虚荣心的一次大比拼。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会议的实质性工作都由索尔兹伯里和舒瓦洛夫等二流人物去做，巴尔干某些小村庄的命运成了各国调整政策的中心。迪斯累里在给女王的报告中说：“一切问题都是公开提出来的，然后秘密解决。”俾斯麦这样一位机智的主席尽可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为了促使会议尽快达成原则性的共识而不拘泥于细枝末节，他对与会者采取软硬兼施的态度。

　　柏林会议是以安德拉西的名义邀请列强参加的。会议期间，这位自信的马扎尔贵族与索尔兹伯里进行了友好的合作，并相信俾斯麦已将自己视为值得信赖的朋友。无论如何，最后形成的《柏林条约》将伊格纳季耶夫野心勃勃的“大保加利亚”缩小了2/3，马其顿依然归土耳其，普罗夫迪夫周围地区则成为半自治的“东鲁梅利亚省”，居民主要是保加利亚人，由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行政长官统治，自治的保加利亚被限制在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高峰之间的地区。

　　俄国不得不缩小它好高骛远的目标，满足于得到当时仍然属于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得到多布罗加和多瑙河三角洲作为补偿，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则在法律上独立。由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提议，奥匈帝国获得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根据法律仍属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以及管辖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之间的走廊（新帕扎尔州）的权利。

　　虽然柏林会议之后欧洲享有三十余年的和平，但这次会议并未使任何一方都感到满意。即使俾斯麦本人，虽然如愿以偿地获得空前的威望，也对因不偏不倚而得罪所有人的差事很觉头痛。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抱怨会议的解决方式不过是“欧洲的反俄联合”；罗马尼亚人参战积极，却眼睁睁地看着比萨拉比亚被抢走，与俄国的关系自然亲近不起来，转而逐渐步入俾斯麦的外交安排之中；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占十分愤慨，对俄国人抛弃他们也十分失望；而保加利亚人的失望是最明显的，特别是由于此前的《圣斯特法诺条约》曾经将保加利亚的国界扩大到那么远，柏林会议又不得不使他们接受冰冷的现实。

　　因此，柏林会议的实际成果并不像它表面上那么风光，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已不复存在，之所以又苟延残喘地支撑了几十年，不过是因为各大国害怕它垮掉后引起混乱。因此为了别人的利益，它必须存在。柏林会议错误地把马其顿重新置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并将波斯尼亚划归奥匈帝国，前一个安排引起了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后一个则引起了两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弗朗茨·约瑟夫对得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从而补偿了他在意大利的损失自然非常高兴，连鲁道夫王储都看出了父亲的喜悦心情。但是，遭到重大损失的苏丹和国内的领袖十分恼火，因此，土耳其代表拒绝让奥地利军队进驻这两省，更不能进入新帕扎尔州的赞雅克要塞。安德拉西只好向土耳其人做出私下保证，即占领是暂时的，并且不会损及苏丹的利益，这样他们才同意在条约上签字。

　　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波斯尼亚的居民建立了自己的防御系统，并得到反对苏丹的一些装备先进的土耳其军队的帮助，因此，7月底，奥匈帝国军队越过边界后便遭到了占据良好地理位置的敌人的顽强抵抗，维也纳不得不筹措更多军费，派遣大军，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才将所有的反抗下去。鉴于占领的代价如此之大，弗朗茨·约瑟夫不免有些心疼，既然是通过武力达到的，就不妨宣布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

　　恼火的安德拉西对茜茜抱怨，说皇帝不懂得而且永远也不会懂得东方问题的实质。奥匈帝国吞并这两省会激怒土耳其人，而安德拉西早已看出，“如果不是因为土耳其，那么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事物就会落在我们头上。”

　　奥匈帝国与土耳其不是因其实力而是强国为了保持欧洲势力均衡才使之存在的，吞并波黑不仅是自不量力的对外征伐行动，而且会在国内政治中自取灭亡。

　　由于奥匈帝国境内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安德拉西从柏林带回来的这个收获有可能打破各民族间微妙的平衡，使民族冲突更加尖锐化。阿格拉姆的克罗地亚人和莱巴赫的斯洛文尼亚人强烈支持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愿望，捷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则极力称赞沙皇和俄国军队。土耳其战败后，布达佩斯的一次群众集会号召向俄国开战，对土耳其表示普遍同情，并把一把象征荣誉的剑献给征服塞尔维亚的一位土耳其将军。捷克人则把一把佩剑赠予塞尔维亚的败将。事实证明，对民族成分纷繁复杂的奥匈帝国而言，最好的外交政策就是保持原封不动，避免变化。

　　德意志自由派担心条约会使200万斯拉夫人涌入境内，威胁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地位。马扎尔人出于同样的理由并且由于某种亲土耳其的立场也有同样的心理。1867年以来的民族均衡状况可能会被打破，斯特罗斯迈尔的南斯拉夫人会是实际的受惠者。安德拉西必须使《柏林条约》得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国会的批准，特别是维也纳国会中的德意志自由派，总是在抱怨自己在对外政策中没有发言权。后来，主要是由于弗朗茨·约瑟夫的坚持，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两个国会最终在1879年3月批准了《柏林条约》，紧接着，奥匈帝国与土耳其之间就波黑的占领与行政管理达成正式协议。

　　安德拉西不免为自己的成就有些扬扬得意，但是维也纳的反匈势力认为他在柏林会议上让步太多。其实，安德拉西并不真正希望哈布斯堡君主国吞并这两个地区，占领纯属一种战略上的暂时需要，他更愿意与土耳其保持良好关系，满足于在西巴尔干地区培养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代理人。

　　但这使一心扩张领土、弥补在意大利损失的弗朗茨·约瑟夫感到气恼，因此安德拉西对外交政策已感到完全失望，此时或许可以功成身退，回匈牙利去过庄园生活。对皇帝而言，面对着随时对皇帝在外交领域的特权虎视眈眈的德意志自由派，安德拉西的辞职或许会被认为是弗朗茨·约瑟夫示弱的表现，因此他要求安德拉西稍后再提出辞职，使他能够腾出手来解决德意志自由派的问题，组建一个新政府。

　　这一年夏天，三帝同盟看上去摇摇欲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舅舅威廉一世那个不可一世的首相十分恼火，并谋求利用自己在巴尔干东部的特权地位打击奥地利在这里的商业利益。这将是安德拉西在下台前再次表现其外交技巧的重要时机。

　　俾斯麦这时无意中帮助安德拉西成就了他最后的辉煌。得知安德拉西即将离任，海默尔男爵继任外交大臣，且皇帝将起用的塔费伯爵以同斯拉夫人的和解政策出名，俾斯麦担心奥地利的德意志自由派失势之后，奥匈帝国会转向与俄国的和解政策，共同对付德国。从其本心而言，俾斯麦讲求实际，蔑视只图面子的外交，愿意在柏林会议之后继续充当“诚实的掮客”，但是如果再袖手旁观的话，德国就有在外交上被孤立的危险，法俄结盟，甚至法奥联盟的话，将出现新的灾难，而英国与奥匈帝国的接近趋势会对俄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而俄国受到更大的屈辱的话就会破坏力量均衡。为此，他希望突出奥普友谊来促使俄国改变态度，以复兴三帝同盟。

　　俾斯麦想把与奥匈帝国的关系搞得看上去密切些，甚至想把这一点载入两国宪法中，并补充以经济协定，似乎是某种形式的大德意志联邦。但是安德拉西拒绝了俾斯麦如此广泛的计划，奥地利人只想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弗朗茨·约瑟夫还是很高兴能够见到熟悉的奥普兄弟情谊以一种全新的版本再度出现。

　　1879年10月，德奥同盟条约在维也纳签字，规定一旦俄国进攻时双方彼此提供援助，其中有一方若与俄国以外的另一国交战，另一方则表示善意中立，除非该国得到俄国的援助。条约有效期最初为5年，但双方不断续签，一直持续到39年后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一起灭亡为止。

　　奥德同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其中，除了传统上奉行某种孤立政策、此时又倡议“欧洲协同体”的英国之外，各个大国彼此做出保证，将采取行动以支持同盟国家。梅特涅时代的同盟以君主间私谊形式体现，新时代则是国与国之间缔结的盟约。俾斯麦和俄国人谈到奥匈帝国时曾经说道：“我要在它和西方各国之间挖一条沟。”

　　现在他成功了，奥德条约对他而言只是两国互相承诺抵抗俄国的任何进攻，他不会听任奥匈帝国作为一个大国而被消灭，但也不会支持它在巴尔干或其他地区过分活跃的表现。奥德条约排拒英、法，遏制俄国的野心，为德国留出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奥地利人对这个条约的看法有根本性的不同，他们一直认为，与他们血肉相连的德国现在终于与奥地利“患难与共”了，弗朗茨·约瑟夫始终将哈布斯堡看作是一个德意志王室，产生这种想法是自然而然的。

　　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安德拉西就引退了，自从神圣同盟垮台以来，他是唯一一个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奠定一个稳定的外交政策基石的人，没有人在君主国的制度和历史上留下如此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俾斯麦与安德拉西用这一同盟关系来防止战争，但最终为了争夺欧洲霸权，两个战略伙伴都被拖入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没有被吞并，它们既不属于奥地利，也不属于匈牙利，因此，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为二元君主制的“同一君主国”的含义作了某种领土上的阐释。在欧洲列强前往世界各个角落，特别是非洲抢夺殖民地的时候，奥匈帝国将波黑当作输出多余人力的地方，派到那里的是一些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人员、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专业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等。

　　安德拉西在给继任者的备忘录中希望能够使两省获得发展之后完全归还给土耳其。负责波黑行政管理的是二元君主国共同的财政大臣卡莱，他曾经是驻贝尔格莱德使节，还写过一本关于塞尔维亚的历史书（现在他却在这两省查禁此书，认为它是鼓励泛塞尔维亚感情的根源）。

　　在负责两省事务的21年间，他至少忠实地执行了安德拉西的原则，巴尔干半岛没有哪个地区像波黑这样获得重大的物质进步，千篇一律的公共建筑和军事设施，近代化的银行、旅馆、咖啡馆为这一地区带来了西方的文化气息。良好的供水设施标志着各中心地区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截至1918年君主国灭亡，这一地区88%的人口仍是文盲。

　　出于对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恐惧，君主国的行政当局绝口不提任何形式的民族教育或自治。无论如何，奥地利行政官员证明了自己能够出类拔萃地完成任务，使占领区的大多数居民同奥地利的统治和解，这个地区也因此增强了经济实力。

　　但是，波黑地区保留了大地产所有者专横的特权，而这是土耳其统治下影响最坏的一点。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是倾听塞尔维亚人的要求，尊重教徒及其信仰，甚至新落成的公共建筑都带有土耳其特色。对于这里的基督徒而言，唯一的变化是他们再也不能反抗统治者了。

　　自上台以来，弗朗茨·约瑟夫就遭到了一连串的军事和外交失败，东方大危机打破了这一历史纪录，第一次使他成了胜利地扩大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区域的君主。但是，由于安德拉西及其门徒卡莱竭力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保持其特殊地位，避免引起与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等国的冲突，他不得不控制自己对两省的吞并野心。

　　卡莱死后，他便转向1875年时的打算，并在1908年最终将波黑并入君主国的版图之内，这立即引起邻国塞尔维亚的强烈反应，安德拉西精心安排、卡莱小心遵守的微妙平衡被打破。正如安德拉西曾经说过的那样，自始至终，皇帝陛下都没有理解东方问题的实质。